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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中国进入“全民焦虑”时代  

2011-11-12 12:16:1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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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入“全民焦虑”时代
来源: 广州日报

时间: 2011-10-22

中国进入“全民焦虑”时代 - 全民焦虑时代 - 全民焦虑的博客

 专家认为中国30年走过了其他国家一两百年的历程   急剧变化令社会现全面焦虑

  10月10日,世界精神卫生日。当日上午,心理卫生专家在鸟巢西侧广场为北京市民提供心理咨询和精神指导时发现,焦虑是市民咨询最多的问题。千里之外的上海,一家心理研究机构日前通过对1000户城市家庭的问卷调查得出结论:快乐正悄然地离民众远去,而焦虑已成为现代人的心理病。

  “内心紧张不安,担心要发生什么不利的事,感到不愉快”……从东部都市到西部农村,从普通民众到达官巨富,焦虑如同挥之不去的空气,蔓延至社会各个阶层。

  普通民众为就业教育焦虑

  国家人口计生委日前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农民工整体的47.0%。他们的青春因收入低、难融入城市、未来走向不明、疏于照顾子女等而引发太多焦虑。

  与此同时,焦虑、抑郁等“官心病”也让部分官员陷入心理困境,官员因之自杀的新闻时见报端。身居社会中间层的普通市民,或忧心就业、买房,或为子女教育发愁……

  一条微博可以折射普通民众的焦虑情绪:“我的股票赔得底掉,房贷还差90万,老板还经常扣工资,买的家具是达芬奇的,买的醋是勾兑的,买的奶粉是有添加剂的,即使走在路上碰到李双江他儿子也就算了,就怕碰到‘李刚’他崽,非死即伤。”

  有分析认为,中国正进入“全民焦虑”或说“公民焦虑”时期。

  分配不公等现象强化民众的不安

  对于“全民焦虑”的成因,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心理学系李强教授认为,这是速度的代价。“中国用30年走过了其他国家一两百年的历程,急剧的社会变化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外部刺激和挑战,整个社会范围内也就出现了全面的焦虑。”

  以4个城市数千户居民为样本,有学者对我国社会转型期城市人群心理压力情况进行心理测试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社会转型的变化与竞争、不确定性等压力源是形成焦虑的主要原因。此外,民生保障不健全社会不公现象,加剧了中低层民众的焦虑感。“入园难”、“看病难”、“就业难”、“买房难等问题,大多数人必须面对。加之,“四大名爹”、社会贪腐分配不公等现象,导致社会心理失衡强化了普通民众对现状和未来的不安。

  痛苦有时源于选择的多元。李强补充说,社会的开放和多元,一方面给人们升学、择业、择偶和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等,提供了更多自由选择余地;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心理冲突的增多和焦虑的出现。

  还有分析指出,信仰的相对缺失,崇权拜金主义盛行,也是导致全民焦虑现象的原因之一。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赚到钱才能“赚”到幸福,钱多才幸福。这种衡量标准让人陷入永不知足的状态。

  政府应承担破解社会焦虑的责任

  焦虑,既是一种个人心理困扰,也是一种“社会病”,它不仅关乎个人与家庭的幸福,更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

  有分析认为,破解社会焦虑,政府应承担营造“大环境”的责任。改革开放30余年,在举世瞩目的高增长背后,中国政府意识到社会心态失衡等社会问题必须妥善解决,让民众真正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过“幸福有尊严的生活”。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构建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创造和谐、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提升社会管理水平,正成为政府努力的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杨雅彬认为,“制定政策时,政府还应充分考虑政策的科学性、连续性和社会影响,减少因政策的不连续性等因素导致民众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减少对个体造成刺激和重大挑战。”

  此外,杨雅彬认为,解决焦虑还要从教育入手。经历了知识、劳动技能、人格三个维度的公民教育后,“自身有能力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人与人之间存在人文关怀,违背社会规则现象减少”,就可以削减产生焦虑的心理土壤和外部环境。而办好教育,是政府分内之责。

  个人应从三方面入手对抗焦虑

  焦虑,关乎个人与家庭幸福,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如何解决,需要个体与社会共同着力。

  天津心帆心理辅导中心贾晓波主任发现,前来接受心理辅导的人当中,近70%都有焦虑、压抑、抑郁等心理困扰。

  焦虑的产生是因为对可预计的、即将到来或发生的事有所担心,怕应付不了。贾晓波从个体的心理调试提出了三方面的建议:

  首先,认知调整。正确的自我认知是进一步找到解决焦虑的途径的首要条件。做到正确自我认知、自我判断,才能正确地看待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找到解决焦虑的办法。其次,情绪调节、疏导。出现焦虑之后,找到一个合适的宣泄途径,释放不良情绪,通过自我调节摆脱焦虑的情绪。最后,药物治疗。根据医生帮助选择通过药物治疗。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白岩松谈如何缓解焦虑

我们因何而焦虑?

7500元月薪的焦虑 或与收入无关

参考:

[1]、中国社会转型期心理失衡问题浅析(摘) [ZT]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社会正处于多重的转型期,给人们的心理带来巨大的冲击和震荡,原有的心理和谐被打破,出现了大量的心理失衡现象,引起全社会关注和中央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提出并强调心理和谐,也是第一次把关注人的心理问题写进党的文件中来。这些都充分表明:心理和谐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一、当前心理失衡的主要表现   

(一)公平感的缺失。根据亚当斯的公平理论,人们总是在把自己的所得和付出同他人相比较中获得公平感的,亦即有无公平感不是仅仅考虑绝对值而是更多的考虑相对值。近年来,人们谈论较多的一个话题——相对剥夺感就是公平理论的一个典型注脚。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是历史和现实造成的客观存在,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体制机制的不完善等多方面的原因,人们在资源占用、机会获取、成果享用等方面出现事实上的不公平,如果人们再在比较中获得公平感,便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和失衡心理。

(二)安全感的缺失。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认为,安全需要是人仅次于生理需要的第二层次的需要,安全需要包括对安全、稳定、依赖的需要,对体制、秩序、法律、界限的需要,以及对免受惊吓、焦躁和混乱折磨的需要等,这种安全不仅是物理环境上的安全,更重要的是心理环境的安全。在社会转型期,几十年来传统体制下稳定的社会、稳定的价值观、稳定的职业、稳定的收入、稳定的保障等等,一下子被急剧变化所替代,对未来的安全预期缺乏、对未知的担忧恐惧、对变化的心理准备不足、对多元化的心理认同不够等,使人们感到缺失安全感,产生大量的焦虑、恐惧、迷茫心理,出现诸如信任危机、信念危机、诚信危机。

(三)成就感的缺失。成就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麦克里兰的最大贡献,他认为,人的生存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之后,最主要的三种需要就是成就需要、权力需要和亲合需要,其中成就需要的高低对人的发展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市场体制天然要求的效率优先把人们的成就动机推到了至极,人人追求成功,人人希望成功,但究竟什么是成功、怎样获得成功很多人缺乏理性的思考和行动。于是,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有些人却走向了相反——失败,有些人面对别人的成功严重失落,有些人面对竞争无所适从,有些人对成功与失败作出了不恰当的归因,有些人在巨大的有形无形的压力下出现社会适应不良等等。这种成就感的缺失很容易产生自我评价降低的抑郁、强迫、苦闷、自责甚至自残心理和行为,在不恰当归因的影响下,还会出现把自己的不成功归咎于他人从而危害社会及他人的行为。

(四)幸福感的缺失。根据2006年的社会调查,认为与过去5年比,生活水平有所改善的比例为63.4%,其中认为上升很多的比例只有9.7%,53.7%的人认为略有改善,但是认为没有变化、略有下降、下降很多的人比例为36%(参见《21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6月8日)。这种幸福感的缺失背后往往潜藏着错误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根据心理学家多年研究发现,崇拜金钱名利的年轻人患上忧郁症的机会较那些并不十分看重金钱名利的年轻人要高出20%,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幸福就是意味着有许多钱和能够出人头地,而当这种理想的幸福模式不能实现时,又会作出简单的归因,并从原来的情绪高涨一下子变成沮丧落魄,从而产生心理上的空虚感、失落感,反过来又强化其错误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导致信任危机、信念危机。

(五)归属感的缺失。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和麦克里兰的需要理论都强调了归属需要的重要性。随着社会流动的范围扩大、频率加快,以及生活环境的变化程度加大,会使人们经常或随时面对巨大的反差时,由于丧失了基本的熟悉而增加了更多的陌生,这种情形会使人们一时难以形成应有的归属感、依赖感,在极端的情况下则会导致孤独感、无助感等,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形成。在一些发展较快的城市,生活着很多被高就业门槛和高生活成本边缘化的人群,社会隔离是当代中国城市的普遍病症,大量心理上“无根”人群的存在,对城市而言潜藏着一定风险,它容易使一些负面情绪蔓延,甚至危及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全。

 以上心理失衡表现的五个方面,既反映了当今中国现实社会的客观状况,也表现出历史文化的积淀,还体现了不同人群的鲜明个性。 

二、心理失衡的成因和对策   

(一)心理失衡的成因。一是现实社会转型原因。一般来说,越是落后和“稳定”的社会,心理问题也越少,或者不将其作为心理问题来对待、来解决,而越是发达的、快速多变的社会,产生的心理问题也就越多。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社会运行机制不健全,公共资源分布不均,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不公矛盾凸显,是当前社会心理失衡的主要现实原因,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必然结果。二是历史文化原因。我国历来有“等贵贱均贫富”、“大一统”、“求稳趋静”的传统思想,建国后又形成了以平均主义为主导的“大锅饭”体制,很多人已经适应了那种禁锢的稳定的平均主义思维模式。这种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使很多人在面对社会变迁、多元化和矛盾冲突时更容易无所适从,出现心理失衡。三是个性心理原因。人的个性心理有其相对独立性。一方面,个体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不同,不同人对不同事物观点、看法不同,即使对同一客观事实,也会形成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价值判断,从而产生不同的心理反应,比如公平感、幸福感,既有客观上的不公平不幸福,也有主观上的价值判断偏差,在同样的生存状态下,有的人感到很公平很幸福,而有的人却产生完全相反的心理感受。另外,每个人的遗传基因、成长经历、所受的教育特别是家庭教育不同,形成各不相同的人格特质,不同气质类型的人对同一种事实会产生不同的心理反应,从而出现不同的心理状态。

(二)促进心理和谐的对策。根据上述对心理失衡的表现及原因的分析,要消除人们的心理失衡,促进心理和谐,推动和谐社会建设,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完善社会运行体制机制,解决突出问题。社会心理是对社会生活的直接反映,社会利益均衡结构是和谐心理产生的物质基础。社会运行体制完善和机制健全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发展机会的公平和发展成果共享是最大的公平。为此,要通过制度设计,创造公平均衡的利益格局,在社会地区、成员地位差异存在的条件下建立人员流动机制,通过竞争实现奖优罚劣,协调不同利益集团的关系,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有效化解社会矛盾,通过法制建设对权利进行约束,这是形成和谐心理的主要决定因素。

2、抓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倡导主流价值观。《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 并且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我们应当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辱”,促进我们“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从而最终促进我们达到心理和谐。

3、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保健,健全心理咨询网络。在社会转型期,更加需要心理健康教育和保健。心理健康教育和保健尽管取得一些成绩,但还要着眼长远,进一步在观念、政策、体制机制、社会氛围、队伍建设和公民素质等方面,不断改革和加强。队伍建设尤为急需。每百万人口心理学咨询服务人员即使是在上海,每百万人口中的专业心理学咨询服务人员比例极低,这和我国急剧转型的社会恰恰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2]人生应时刻面壁思考十个问题[ZT]

绝大多数人都会有这样一种感慨,那就是当我们还过着清贫的日子,每天只能是粗茶淡饭的时候,似乎比现在的大鱼大肉过着锦衣裹身的日子开心了许多,幸福感也多了许多,虽然很穷经济上并不富裕,但我们还是可以很容易就能够感受到精神上的快乐,感受到生活上的满足,那种没有依附过多物质负担的简单生活让幸福离我们很近,似乎每天都可以触手可及。

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了,财富有了,有的人甚至还变成了富商巨贾,然而,幸福感却在我们的生活中渐行渐远越来越找不到了,于是,就会有人手握着大把现金苦苦思索,为什么自己有钱了却没有了幸福的感觉?

有人说这是人类社会进步所必须经历的痛苦蜕变,也有人说太过单纯或纯真的人会被社会淘汰,还有人说现在很多人越来越感受不到幸福,那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中可以让人感到快乐的东西太少。

真的是这样吗?或许是由于我们的贪婪而导致了不再纯真,或许是我们思想中的杂念多了,我们心里的贪婪大了,我们不再满足于生活的粗茶淡饭,才导致了我们没有了过去的纯真,我们遗忘了人性中的质朴,我们丢失了人与人之间某些应该保留着的原汁原味甚至是原生态的乡土味道。因此,缺乏幸福感的人可以时刻面壁反省自己,自己为什么不再快乐?是那些因素影响了自己的心情,让自己再也无法快乐起来?

1、你已经多久没有开怀大笑了?生活越是简单的人就能感受到快乐,那种“穷开心”式的简单生活让我们忘记贪婪给我们带来无限满足,可以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发掘发现生活中的乐趣,并能充分体验知足常乐的道理。而那些沉迷于名利场追逐的人正在消失的幸福感中迷茫,许多人早已忘记了自己上一次的开怀大笑究竟是在什么时候?

2、你已多久没与家人共进晚餐?为了追名逐利,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已经逐渐放弃了亲情和淡漠了爱情,为了求得更多的财富,绝大多数人都忙得喘不过气来,回家越来越晚,回家吃饭的次数越来越少。而保持简单生活的人则不同,他们不需要过多的身外之物牵绊自己,每天的生活只是简单地重复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规律,对生活的索取也只是每天能有粗茶淡饭的三餐就可以心满意足。

3、你已多久没陪在父母孩子身边?穷人虽然没有太多的钱,但决不乏浓厚的亲情。但身陷名利场无法自拔的功利人士,绝大多数人考虑的是“道义摆两旁,利字挂中央”很辛苦也很忙碌,因此,你可以扪心自问一下,自己已经有多久没有陪过孩子或是带孩子外出游玩或陪孩子游戏?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你是否陪在孩子的身边?

4、你仍会坚守“人穷志不穷”原则吗?人穷志短是现代人的通病,没有了钱似乎就是一种原罪,而越来越多的人会自觉不自觉地聚集在有钱人的周围,他们想方设法捞取一点残茶剩饭,而对那些比自己贫穷的人则抬头挺胸又似乎看不起他们。因此,要做一个快乐的人可以问自己,我是这样势利的人吗?

5、你感到自己还存有善良之心吗?很多人在利欲熏心和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失去了做人的基本原则,人也变得越来越势利也变得越来越不善良,甚至是变得不择手段,而对于举手之劳就可以帮到别人的事情越来越冷漠。因此,一个人很有必要时刻检视自己是否还保有善良之心,看到贫穷之事是否还会掉下眼泪?

6、你有多久没有参加公益活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金钱至上的世界里,你虽然没有太大的能力,但是否还会尽自己所能去参与社会的公益活动?你会把家里闲置不用的衣服或生活用品捐给穷人吗?你会放弃自己赚钱的机会去参与公益慈善活动吗?如果你能毫不犹豫帮助他人而没有丝毫的功利之心,则说明你仍保留着人的本性。

7、你是否还保留淡泊名利之心?现在心地善良的人越来越少,许多人用自己不善良的行为来应付不善良的初衷,而能够真正做到淡泊名利看破红尘的高人基本灭绝。生活里可以享用的东西越多,人对生活的依赖也就越大,对生活的索取也就越多,人也就不可能以淡泊宁静的心态对待生活。

8、你仍向往返朴归真的生活吗?越富有的人越会感到周边环境安全系数太低,总是在担心自己或家人会遭到绑架,总会担心自己遭遇到有预谋的意外,总会担心别人在觊觎自己的财产。身背过多的精神负担,让财富支配着你的思想,既不会有健康的生活方式返朴,又不可能会有简单的生活方式归真。

9、你是否还留有知足感恩心态?一个人快乐不起来并不是他(她)的感知神经出现了病变,开朗乐观的生活基于一个人的还是否保有知足常乐的心态,是否依然能够时常感恩周围的世界,是否会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是否会感恩大自然给予的阳光雨露?是否会感恩简单生活的粗茶淡饭?缺乏感恩之心的人往往得不到快乐。

10、你是否经常感到压力难以排解?许多人晚上睡不着觉并不是因为他在生理上存在疾病,而是他一直在想得到许多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物质东西。其实一个人只要适当修正自己的目标追求,别让太高的目标压弯自己的脊梁,自然就会给自己减轻大部分的生活压力,而传统观念中的“退一步海阔天空”依然让你在淳朴民风中享受快乐。

简单生活的人容易获取快乐,淳朴善良的人看周围生活环境也会善良以待,怀有感恩之心的人对待生活自然会比许多感受不到快乐的人少了些许的奸诈而多了许多的仁爱,其实道理真的很简单,只有那种简单的生活方式,才可以让人享受到简单的快乐,而那种简单的快乐才是真正发自内心的,没有歉疚的,真正原生态的原汁原味的幸福。

Adapted from :http://blog.163.com/zhou.xq@126/blog/static/129271784201202654211970/?latestBlog


[3]中国进入“全民焦虑”时代?[ZT]
来源: 广州日报
时间: 2012-02-22
文/本报记者: 王丹阳、李颖、杨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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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以来,一系列来自不同阶层人士的自杀和非正常死亡刺激着普通人的神经。从广州“龙凤胎夫妇”跳楼、韶关武江区委书记自缢,再到东莞一工业区内四天相继发生两起工人跳楼事件……

  焦虑似乎成为系列事件的注脚。据统计,2010年我国15岁及以上成年人精神疾病患病率约为17%,其中抑郁症约为5%,焦虑症约5%,药物、酒精等物质依赖症约5%。而更多人对焦虑的感性认知来自生活中无处不在的“郁闷”、“伤感”和“压力大”。在信息化的今天,无论穷富,无论官员还是平民,似乎都展现出了焦虑。

  心理学对“焦虑”的解释是人的自我实现需要得不到满足时,产生不适且无法指出不适原因的一种典型症状。然而,当这种负面情绪状态蔓延至全社会,促使“焦虑”成为社会情绪时,就已超越心理学范畴,成为难以回避的社会问题。

  “全民焦虑”的时代来临了吗?作为群体的中国人和个体的生命,我们应该如何化解?2月17日凌晨,韶关市武江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苏力被发现在其住宅内自缢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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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P供图

  从“官”到“民”

  极端焦虑结束生命

  据当地组织部门介绍,苏力2008年7月任韶关市武江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初步分析,苏力主要是受一些工作上的困扰,导致思想上产生很大压力,出现悲观厌世情绪,并且没有很好化解而最终选择自杀。而在一年半前,苏力的前任、原武江区委书记邬学新也是由于

精神压力过大跳楼身亡。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近来因焦虑、抑郁等原因造成自杀的官员还包括2月6日跳楼自杀的茂名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先进以及2010年6月在广深高速铁路线上卧轨自杀身亡的原中国民航局中南地区管理局局长刘亚军。据《中国民航报》报道,刘亚军的遗书和家属反映,他长期存在失眠现象,总觉得休息不好,到广州工作以来自感压力大,在家中有时独自哭泣。

  去年6月,中央党校出版社公开发行了一本名为《领导干部心理问题实例解析、调适与自测》的书,解析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的心理问题。该书的主编徐培基总结,目前公务员中普遍存在12种心理问题,焦虑心理就是其中之一。

  同样是在上周,广东东莞一工业区在4天内相继发生两名工人跳楼自杀,并有超过200名工人在此期间离职。而本月上旬,广州“龙凤胎”夫妇疑因年岁渐长、生活压力大而跳楼事件,让更多人开始关注焦虑。

  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系主任、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副会长乐国安认为,一般人或多或少都会有焦虑,不能把“焦虑”理解为病态,不是从前没有“焦虑”,而是从前公众普遍不大重视这个问题。面对官员自杀事件,乐国安认为,官员焦虑与公众焦虑并无不同,只不过官员受到的

关注度相对较高。

  白领群体

  焦虑积累成为常态

  如果说结束生命是焦虑的一种极端激进的体现方式,另一种体现或许来自日常点滴中焦虑的积累。

  2月18日,一则消息在微博上传播,并引起无数白领唏嘘。就在当日早晨,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北京所高级审计师,出生于1985年的甄毅因患贲门癌去世。随后,该消息得到了德勤公司证实,并表示将促进员工平衡工作和生活。

  据了解,甄毅是北京人,2007年毕业于外交学院国际贸易系,并于当年进入有“四大”之称的德勤会计师事务所,2010年被查出癌变。所谓“四大”是全球四家比较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的简称。在青年求职者中,“四大”的薪资待遇较高,但同时也意味着工作的压力大。

  有“四大”网友称,除了高强度的体力与脑力工作外,与客户、同事间的周旋,也造成人的心理痛苦和精神长期处于焦虑中。

  “吃饭太快以及太纠结是不是都是导致他不幸患病的重要原因?” 网友“昊子的小窝”分析。“昊子的小窝”2007年和甄毅同时入职,在怀念文章中她描述说,甄毅原本是个小胖子,刚入职做项目出差到河南后,就大病了一场,慢慢地瘦下来。而且,甄毅本身是个纠结的人,一个典型事例是公司发的U盘如果丢失是要赔钱的,甄毅看到有同事丢失U盘就引以为戒,每天加班到11点多所有人关电脑准备走了,甄毅就开始满会议室地找:“我的U盘呢?谁看见我的U盘了?”此外,每次开会后的狼藉会议室,甄毅必然要把所有的文具全部收拾完才肯走。

  网友王璐表示,这是一周内第二起有关德勤员工病逝的消息。在2月17日,出生于1983年,前德勤上海所员工翟可因患慢性肝癌去世。而去年,23岁北京女孩方言由于长期过劳工作、焦虑等造成急性胃出血死亡,引起了无数白领的共鸣。  

  全民焦虑

  “亚历山大”时代生存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一项由2134人参与的调查显示,焦虑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常态——34.0%的受访者经常产生焦虑情绪,62.9%的人偶尔焦虑,只有0.8%的人表示从来没有焦虑过。

  一夜之间,似乎“全民焦虑”的阴影悄悄降临在每个人头上。

  “亚历山大”是谐音,意即压力像山一样,实在太大。现年33岁,从事财经工作的深圳女白领小苏,借用这个从今年春节流行开来的网络词语表达自己的对生存状态的焦虑。

  一条广泛传播的微博段子说:“我的股票赔得底掉,房贷还差90万,老板还经常扣工资,买的家具是达芬奇的,买的醋是勾兑的,买的奶粉是有添加剂的,即使走在路上碰到李双江他儿子也就算了,就怕碰到‘李刚’他崽,非死即伤。”

  而普通生活中的“亚历山大”们远不止这些。农民犯愁为滞销的农产品,大学生为考研就业焦虑,家长从幼儿园起忧虑孩子升学教育,企业老总担心资金链短缺,普通市民担忧工资和银行存款跑不过CPI。即使是退休在家颐养天年的老人,也可能会担心住的地板是否有毒,用的锅灶是否符合标准,出外就餐,除了遇到地沟油,还有什么其他陷阱。

  公共表情

  网络传播焦虑感染

  乐国安认为,随着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许多人在衣食无忧的前提下,开始关注自己的精神世界,对情绪更敏感。对焦虑的感受水平提高了,这本来是一个好的现象,但相比过去的信息闭塞,当代社会网络发达,正面和负面的信息都层出不穷,加剧了人内心的冲突,传播又使焦虑具有感染性。

  有心理学家认为,手机是造成现代人焦虑的重要来源和核心载体。一项对1000名英国人进行的调查显示,有约66%的受访者当手机不在身边时会感到焦虑,这一现象被称为“无手机焦虑症”(Nomophobia),而在年轻人群中这一现象更为明显。相对于4年前无手机焦虑症被首次确认,现在更多人承认存在这一问题。

  此外,心理学家认为,大部分现代电子产品也可能让人感觉焦虑,造成人们亲情的一种隔离和焦虑。例如,电子游戏可能会让你更快地攻击目标,微博会强迫人去看,去八卦信息。“我最快知道什么事”成为一种炫耀的手段。而电视减少了普通人和亲人相处的时间。从职业来讲,记者、编辑、广告员、信息员、网站管理员、情报人员等都是信息焦虑综合征的高发人群。

  而在社会学家看来,随着微博和网络广泛普及,公民意识觉醒,诸如“郭美美”事件、“铬污染”、“年轻官员火箭式升迁”事件的传播,也使整个社会在环保、慈善等多领域的诚信形成公共焦虑。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新时代的焦虑症还包括过节焦虑症、乘车焦虑症、中产阶级焦虑症、失贞焦虑症、高薪贫困焦虑症等此前未曾有过的现象。

  全民价值观应转向幸福感

  广州心海榕心理机构心理专家于东辉认为,“全民焦虑”的情况早就有,只是在现在集中爆发。我们处在一个焦虑的时代,每个人都想尽快地达到成功,我们对世界的期待比世界本身要高。焦虑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标准太高了。

  房贷三万

  目标太高容易焦虑

  于东辉曾经遇到一个病人,是个公司老板,做外贸生意,收入并不固定,可他供了5套房,每个月要还3万元房贷。他的收入大部分都用来还房贷。你问他买这么多房有什么用?他也不知道。他是那种冲动型的,看到好的就买,不是炒房客,要是炒房客倒好了,不会这么焦虑。5套房里,还有一套别墅,他和妻子、孩子一家三口住在三层楼的大别墅里,接个电话还要上两层楼。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认为成功才是我们的目标。如果全民以幸福感作为目标,那情况会完全不同。

  突出人群

  社会精英与底层蚁族

  于东辉分析,最焦虑的有两类人,一类是高层,有社会地位,有权力,是社会精英,另外一类是蚁族,很多人是农村考上大学出来的,家里对他们有很高的期望,他们要买车买房。他们焦虑是因为没有退路。精英更没有退路。有一个企业中层,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学,两个人一

起竞争副总的位置。他觉得对方可能上位,就没日没夜地工作加班,见到谁都讨好,结果到极限,整晚失眠,患上很严重的焦虑症。

  享受当下

  追求平和放松幸福感

  现在认为的成功,是财富、权力的成功,而不是人生、生命的成功。

  追求幸福感,重要的在于享受当下。现在享受什么?成功?成功和工作、激情挂钩,没有享受生活放松的状态。激情其实是焦虑的一部分。

  很重要的一点是家庭亲密。和亲人之间的相处和谐,是幸福感的重要来源。同时,你还要有一个自己的心灵圈子,朋友们能听懂你。

  最让人生活感觉焦虑的生活方式是指责、批评、攻击、限制、要求,如果我们能转化成放松、平和、温暖,世界会变得非常不一样。

中国进入“全民焦虑”时代 - 全民焦虑时代 - 全民焦虑的博客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岳经纶

       专家解读

  现代化焦虑并非中国特有

  对于“全民焦虑”的概念,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岳经纶认为,“焦虑”一词用得比较矫情,其实就是“郁闷”,是公众普遍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感以及对问题的无助感。

  转型期成焦虑温床

  岳经纶认为,焦虑产生的首要原因是,在大规模的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一切都变得不确定,公众对于很多公共政策不了解,不知未来怎么发展,缺乏合理预期。而在计划经济时代,基本的东西都能得到预期。岳经纶发觉,在改革开放以后,公众缺乏这种合理预期。第二个原因是社会风险增加,来自市场、技术、医疗等各方面的风险造就了风险社会,还是和转型期有关,基本公共服务还不健全,使人没有保障地生活,容易焦虑。

  其实,其他国家在一些阶段也有类似的问题。例如,“美国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工业革命以后也同样经历了这个过程,但是从历史的条件上来说有差别。美国是从一个没有保障的社会到公共服务和政策不断建立的过程,而中国是从过去一个有保障的时代进入一个无保障的时代,改革开放以后旧有体制解构,但没有实现重构。”

  缓解焦虑需公民保障

  在他的理解中,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相对稳定,是因为旧有制度还在起作用,让一部分人还是能得到有保障的生活。到了90年代中后期,旧有社会体制全面解体,社会渐渐出现焦虑感。与此同时,社会也一直在进行重构,并且出现新问题,包括经济发展、NGO组织、政府、自然各方面的问题,不免增加焦虑感。此外,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多了,促进思想解放。当公民的权利意识觉醒,对社会问题开始进行干预和表达,但没有结果就会焦虑。

  要应对所谓的“全民焦虑”,岳经纶觉得问题既然是多种因素导致的,就需要多方面的努力解决。政府应当想办法为公众提供合理预期,让公众感觉到有保障,开放公共决策的过程,鼓励公众参与决策。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建立渠道使个人可以诉说和得到释放。另外,公民社会的建立和成熟,还有企业社会责任感的增强等都有利于缓解焦虑。  

  焦虑是现代化衍生词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传播技术更新,焦虑症已成为现代化的衍生词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美国的焦虑症患者终身患病率为28.8%,大于1/4的人一生中至少会发作一次。美国人一向重视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因此,一直以来美国的抗抑郁和抗焦虑药物消耗非常大。在美国,心理医生成为最受欢迎的职业之一。

  而在日本和韩国,随着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高速经济发展到现今的经济不景气,社会上出现普遍的焦虑情绪以及无法承受的失败之痛。压力大导致自杀率上升。

  而在2006年,香港的公交巴士上,一名乘客拍了前座一位正在打手机乘客的肩膀,请其声音小一些。不料,这位阿叔级的乘客站起转过身来,怒气冲冲地爆发了:“我有压力,你有压力,为什么要挑衅我?”“没解决”……这个视频片段,使得“巴士阿叔”成为香港人压力大之下焦虑情绪的典型代表。

Adapted from :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2-02/22/content_1619206.htm#


湖北鄂州一名副局长跳楼自杀 http://news.163.com/12/0222/11/7QS6A1C500011229.html

核心提示:2012年2月20日,湖北鄂州市工商局注册分局副局长陈某从7楼住所坠楼身亡,警方初步认定,陈某因妻子借了数额较大的债务后出走而自感压力太大,同时对其妻愤恨而跳楼自杀。据了解,陈在家中留了4份遗书,分别写给父母、儿子、鄂州市工商局党委和公安机关。

 

[4]   “焦虑”渐成社会普遍心态 危机四伏让人不安

2011年08月04日09:12 人民日报

中年职工奔波在单位和家庭之间,担心抽不出时间接送孩子;青年白领穿行在拥挤的地铁里,发愁买不起房子;大学生害怕毕业后找不到满意的工作,甘愿接受“零工资”的试用;老人们念叨退休待遇不能兑现、看病难上加难;公务员抱怨钱包瘪、压力大;农民害怕化肥涨价,粮价偏低;私企老板唯恐政策变动、眼下的生意不可为继……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竞争加剧,焦虑不再是“弱势群体”的专利,而渐成一种普遍心态。在许多人看来,身边往往危机四伏,总有原因让人感到不安。

为何越来越多的人被焦虑所困扰?应该如何避免社会群体焦虑,让人们获得更多的安全感、感受到更多的幸福?

从今天开始,本版推出系列报道“关注社会焦虑”,希望读者朋友们与我们一起探讨。

——编 者

就业焦虑——

●在转型期,社会结构剧烈变革,原先的“保护壳”被打碎了,新的“安全阀”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人们内心里埋下了焦虑的“种子”

7月底,当拿到那张薄薄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接续证明,刘继军长吁一口气。他悬着的心稍稍有些宽舒。

上班、下岗、做生意、找工作……这一连串的变化,让42岁的刘继军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

1990年,21岁的刘继军技校毕业后进入山东东南部某县城机械厂,成为一名车床工。1998年,他已经是厂里的生产班长。正当他对未来生活无限憧憬的时候,国企改革大潮席卷这座小城。县机械厂并入了市机械厂,刘继军下岗了。

10多年来,他的生活就像掉进了无底洞,心里总是没着落。

刘继军说,刚离开工厂那会儿,仗着年轻气盛,他学会了开车,家里凑钱买了辆小客车,在乡镇和县城间跑客运,虽然十分辛苦,但收入不少,还算踏实。可几年后,一次意外导致车辆几乎报废,他受到很大打击,再也没有了开车信心。

打那以后,他又和老乡贩卖过蔬菜、跑过销售,生意总是赚少赔多。2007年,6岁的儿子上小学了,妻子又因病住院手术,家庭负担更加沉重,刘继军的脾气越来越暴躁。

2010年,刘继军通过招聘,成了市政公司的一名维修工,并将中断多年的养老保险续上了。表面看,日子暂时稳定了,可他还是觉得底气不足:每月1400元的工资,只能勉强应付生活;将来,孩子要上高中、读大学,单靠这些钱根本不够。想想这些,心中茫然。
事实上,受就业焦虑困扰的何止刘继军这一代人。

在计划经济时期,城镇职工个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单位”中,单位发放工资,提供住房、医疗、养老等保障,赋予人们基本的“安全感”。在转型期,社会结构剧烈变革,原先由单位提供的“保护壳”被打碎了,新的“安全阀”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人们内心里埋下了焦虑的“种子”,面对就业压力和失业风险,变得焦躁不安。

从1998至2000年,国有企业共产生下岗职工2100多万人,波及数千万家庭,且主要集中在煤炭、纺织、机械、军工等困难行业。其造成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有些问题至今仍在消化。

与此同时,1994年起,我国逐步改变大学毕业生分配制度,由国家统分向市场化就业转变,提倡“自主择业”、“灵活就业”。进入新世纪,各地大学继续扩招,毕业生人数猛增,“就业难”从下岗职工向大学生群体迅速蔓延,就业焦虑从“4050”人群向“80后”、“90后”人群迅速扩散。

市场经济充满了诱惑,也充满了风险。目前,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完善,尚缺乏牢靠的“社会安全网”。比如,失业救助、医疗保险、社会养老等基本保障制度还未真正健全。在一定程度上讲,“灵活就业”也是“高风险就业”的代名词。一旦失去了“单位”的保护,人们难免出现无所适从的心理状态,难免产生无法回避的焦虑。

身份焦虑——

●在同一座城市中,因户口不同造成用工壁垒、社保差异、待遇悬殊……事实上形成了新的人群“隔离”

工作了5年,正准备结婚的王志强突然陷入了极大的焦虑:他和女友虽然都在广州上班,却都没有广州户口!

没有户口,就没法在当地领结婚证;没有户口,就难以申请经适房、廉租房;没有户口,将来孩子上学更是难题……

上大学、读研究生、上班……王志强在这里生活了12年。猛回头,他才发现:这座繁华的城市,原本就和他无关!

户口一度是身份的直接标签:没有城镇户口,就没有粮票、布票、油票,就无法在城市生活。改革开放30余年,户口已不再承载粮油功能,但是户口的附加值依然存在;在北京等一些大城市,没有户口,生活并不轻松:

住房——高房价下,很多地方出台了住房保障措施,但是,外地户口人员多被排除在外。而保障房与商品房的差别至少在数十万、百万元以上。再加上住房、汽车限购政策的出台,如果没有当地户口,兜里揣着钱,也难以买房、买车。

教育——尽管不少城市对非户籍人口子女义务教育政策有所松动,但是户口仍承载着较大的教育功能。比如,在北京没有户口就难以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不用说小学、中学,单清华、北大等在京的招生指标就只能让外地人羡慕。

社保——按照规定,用人单位要为员工办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尽管养老保险关系异地转接制度已经建立,但由于社保待遇存在地域差异,不同户籍的社保待遇并没有实现均等化。

改革开放打破了旧的城乡结构,人口快速向中心城市、经济发达地区流动。表面看,原来的城乡分割、户籍分割不明显了,然而,由于缺乏完整的体制保障,改变城乡对立、户籍限制的任务依然艰巨。在同一座城市中,因户口不同造成用工壁垒、社保差异、待遇悬殊……由此带来的“人群排斥”,已经给社会留下深创巨痛,并在事实上形成了新的人群“隔离”。

应当承认,近年来,各地正采取措施,努力将公共服务覆盖到更多外来人口包括农民工群体,可是,无论是蓝印户口,还是“绿卡”、居住证,都没有实现真正的同城待遇;无论是“新东莞人”、“新深圳人”、“新苏州人”,这些称呼还是给不同人群贴上不同的标签,人群“排斥”现象并未从根本上改变。

生病了该去哪里住院?孩子能不能正常入学?年老后能不能领到养老金……我国已有2亿多农民工进入了城市,其中1亿多人常年在城市生活,其人口规模几乎相当于两个法国的人口总和。今后,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还会有更多人口涌进城市,其二代子女以至三代、四代……都会长期在城市扎根。在一些大城市,像王志强这样的非农籍外地人口也会越来越多,人口的跨城市、跨区域流动将更加频繁。不从根本上解决外地人(包括农民工)的同城待遇问题,就无法根除他们心中的焦虑。

财富焦虑——

●如果没有“背景”,缺少资本,生“错”地方,干“错”行业……即使不断地努力,也无法实现个人的既定目标,心态怎么会平和?

错过了北京东四环边上一套住房,在北京某报社工作的李正平整整后悔了6年。

当初,李正平已经交付订金,可一时犹豫,最终还是放弃了。那时,这套房子尚不足80万元,如今涨到380万元。小李每月有七八千元的收入,在北京已属中等。但就是这样的收入水平,挣足300万元,不吃不喝,也要30年。

可是,同样是1998年参加工作,就职于证券公司的同学刘力在父母帮助下,很快就在北京亚运村附近买了一套140平方米的三居室,2001年又在郊区给父母买了一套房。2005年,眼看着房价要涨,刘力又在单位附近买了一套120平方米的商品房。如今,虽然刘力背负着不少贷款,可三套房子只住一套,另两套出租,用租金还贷绰绰有余。而三套房子的市价已经超过了1100万元。

当然,李正平也有房子住。他赶上了单位最后一次分房,以较低的价格分到了一套60多平方米老旧的“房改房”。虽然李正平没有贷款,可与刘力相比,单房子的财富差距,已近千万元。

娶妻、生子、请保姆……七八年来,李正平全家蜗居,生活十分局促,焦虑如影相随。

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秉承着劳动致富的信念,社会也给勤奋守法的人创造了致富机会。今天,财富积累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从“劳动致富”向“财富致富”、“资本致富”转变。其中,住房已经成为拉大财富差距的重要因素。

浙江大学新近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经过10多年的住房市场化改革,住房已成为五成以上家庭最重要的财产组成。一些拥有较大住房或者多套住房的家庭,财富得到巨大增值,而住房较少或尚未购买自有住房的家庭,财富差距被持续拉大。这种差距根本无法通过工资收入增长得到弥补,由此在一些人群中产生了强烈的失衡感、“被拉下”感。

更加令人警惕的是,由于转型期社会财富分配机制尚不健全,财富分配向政府、垄断行业、发达地区倾斜的趋势未从根本上扭转,人们的工资收入水平也在拉大。

有分析测算,如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超过3倍,行业收入差距超过10倍,地区之间的差距在2倍以上;基尼系数在2002年首次突破0.4的国际警戒线之后,目前临近0.5的红线。

高房价、高物价、高生活成本……短短10余年,人们的财富差距就由万元级、几十万元级转向千万元级。在很多人看来,如果没有“背景”,缺少资本,生“错”地方,干“错”行业,抓不到机会……即使通过自我不断地努力,也无法实现个人的既定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的心态怎么会平和? (文中采访对象均用化名)本报记者 杜海涛

Adapted from http://news.cn.yahoo.com/ypen/20110804/508556.html

 

[5]我们的焦虑从哪里来 ——转型期的社会心理变迁

几年前,著名新闻人白岩松用一本《幸福了吗?》发问:“幸福在哪里?”提起写作此书的初衷时,白岩松如此说:“上一个十年,痛或快乐是大问题;这一个十年,幸福成了大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今年初推出新作《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在这本书中,茅于轼同样关注了社会转型期的民众心理状况。这位已入耄耋之年的经济学家发问: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

 显然,我们很多人的焦虑已经不是一杯“心灵鸡汤”可以解决的。本报记者梳理了相关书籍,寻找导致这种焦虑感的根源与解决之道。

中国已经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民众的幸福感理应如统计表里的经济数据那样持续增长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今年推出一本非经济学著作《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此时的中国已经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过,民众的幸福感却并未如统计表里的经济数据那样持续增长。

中国进入“全民焦虑”时代 - 全民焦虑时代 - 全民焦虑的博客

 “叫人丧气的是,社会的怨气特别大,社会的矛盾也特别多。”茅于轼记录了寻常生活里的“怨气”:百姓在互相交谈中,在网上的评论中,很少有人感到满意,倒是牢骚特别多;马路上吵架的人也多,火气大,动不动就想打架。政府大概也有同样的感觉,很怕社会不稳,把稳定视为压倒一切的目标。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面怨气又这么大,到底是什么原因?外国人对此觉得无法解释,我们自己也说不太清楚。无处不在的怨气让步入耄耋之年的经济学家感到困惑。有媒体披露,茅于轼在写作《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一书时,他最初定的书名是《中国人的怨气从哪里来》。

很多学者在提到当下中国人的心理状况时,都会与当下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相结合,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和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早在2008年,学者胡纪泽就已开始关注转型期中国人的心理状况,这一年,他出版了著作《中国人的焦虑:一次文化突围的尝试》。在胡纪泽看来,“焦虑是产生于理性而脱离了理性的轨道的一种情绪障碍”,这位临床心理学家认为,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进程越深入,人们的焦虑越严重。

作家梁晓声也在书中刻画了弥漫在全民心头的焦虑。近两年,梁晓声相继推出《郁闷的中国人》、《忐忑的中国人》。在《郁闷的中国人》中,刚解决温饱的中国人,面临一系列问题,又开始郁闷了。而在《忐忑的中国人》中,梁晓声提出了一个类似茅于轼的困惑:在国力变得空前强大的二十一世纪初叶,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农村和城市,不分贫富,不分官民,总而言之,几乎集体陷入了焦虑和忐忑。

“焦虑”、“忐忑”和“迷惘”等成为当下很多人的主要心理状态, 并成为一种普遍精神现象
有评论认为,在《忐忑的中国人》中,“焦虑”、“郁闷”、“忐忑”、“迷惘”、“不安”等成为当下中国人的主要心理状况,构成了我们中国人现如今的生命冲突、自我分裂和心灵危机,并成为中国人的普遍精神贫困现象。梁晓声在一次访谈中分析了产生这种社会心理的根源,他将此归结为如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分配不公、腐败和特权。

中国进入“全民焦虑”时代 - 全民焦虑时代 - 全民焦虑的博客

 基于此,梁晓声呼吁顶层设计改革,并从“中国文化”的深层次缘由中寻找答案。《中国人的焦虑》作者胡纪泽同样是站在大文化观的角度对焦虑进行剖析,他的结论是焦虑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情理治疗的模式。

中国人的怨气到底从哪里来?《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一书写道:“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贫富差距造成民怨;民怨的另一个说法是贪污腐化。”不过,在茅于轼看来,这两者均不是中国人怨气的根源。“中国的民怨来自何处?我的直观感觉是社会正义的缺失。正义缺失是什么意思?简单讲,就是不讲理。”茅于轼认为,政府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许多功能,但是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义的服务。政府自己要讲理,带头讲理,政府还要帮助别人讲理,这就是正义的服务。”

学者岑科在《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书评文章中归纳道,中国人的焦虑和怨气来自社会不公,即财富或地位的不平等,人与人之间地位的不平等,意味着社会中有特权压迫存在,这会导致严重后果。“中国当前社会中矛盾和怨气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社会正义缺失,大家不爱讲理。”岑科说。

茅于轼在书中频繁提及“效率”一词,在公平与效率之间,茅于轼认为可以适当牺牲一点儿公平换取效率。财富的不平等不代表地位的不平等,可以允许一定财富的不平等,并防止凭借权势剥夺他人所创造的财富。岑科在书评文章中进一步指出,未来中国发展除了协调平等和效率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消除人与人的地位不平等,实现民主和法治。

如果情绪通过适当的途径得以排解, 不仅有利于社会结构的维持,而且有利于促进社会良性运行
有时,愤怒、怨气并非一无是处。
在《郁闷的中国人》中,梁晓声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愤怒正是推动“顶层设计”的机遇。网络时代为民意的表达提供了一个更为畅通的渠道,梁晓声将此视为政府政策更加顺应民心、民意、民生之举措的机会。

社会学家应星《“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一书中,刻画了乡村政治中气的运行,介绍了“怨气”是如何转化为“怒气”,又是怎样被点燃。在这本书中,应星建议,政府应逐步形成宽松和理性的问题解决氛围:抗争者以情理法作为自己的诉求原则,政府在化解矛盾时也应遵循这一原则,政府要形成以利益均衡机制为主导的社会矛盾化解新模式。

应星的观点在美国社会学家科塞的著作《社会冲突的功能》中可以找到理论支撑。在这本书中,科塞认为,破除不平等的分配体系的愿望是引发冲突的前提。科塞着重指出,面对稀缺物质资源的分配不均,人们首先在心理上、情感上被唤起,从质疑分配不均、是否合理迅速发展到否定其存在的合法性;由是人们的相对剥夺感和不公正感日益增强。

科塞提出了非常著名的“安全阀”理论。科塞认为,“安全阀”是一种社会运行的安全机制,敌对的情绪不等于冲突,如果敌对的情绪通过适当的途径得以发泄,就不会导致冲突,像锅炉里过量的蒸汽通过安全阀适时排出而不会发生爆炸一样,不仅有利于社会结构的维持,而且有利于促进社会良性运行,协调发展。这也被视为社会冲突的正功能之一。

在美国著名农民研究专家詹姆斯·斯科特看来,底层群众的怨气更多时候是以相对温和的形式体现。在其著作《弱者的武器》一书中,他说,从历史上看,由于政治成本太高,农民真正的反抗是相当稀少的。《弱者的武器》介绍,农民的反抗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的武器是偷懒、装糊涂、开小差、诽谤、纵火、怠工等等。这一观点在梁鸿的《出梁庄记》中得到佐证,梁鸿笔下的打工者少有公开反抗,他们一般以上述方式弥补损失,实现他们没有得到的“正义”。

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底层民众的政治意识需要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3年前,学者于建嵘曾出版过一部系统论述抗争性政治的学术专著《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

于建嵘在受访时说,当前中国发生的一系列维权活动,其中因利益冲突引发的维权活动,因社会心理失衡发生的社会泄愤事件对社会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宪法是稳定社会的底线。面对当前的社会冲突,全社会需要的是理智,执政者需要的是智慧”。
Adopted from: http://epaper.qlwb.com.cn/qlwb/content/20130810/ArticelB05002FM.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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